★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毛泽东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针。工人和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必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贯彻毛泽东过去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知识界会议上代表中央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详细阐述“双百”方针，引起了强烈共鸣。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的经验并吸取教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毛泽东曾回顾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第二个重要探索成果是中共八大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新建议。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通过关于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周恩来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报告中提出，根据中央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要合理地规划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制定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规划，设想用3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使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报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新党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增加了可以设立中央名誉主席的内容，为废除终身制作了准备。

在大会发言中，许多代表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谈了自己的想法。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这在理论上突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可贵尝试。董必武在发言中建议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法律，逐步完备国家法律。他说，共产党员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违反国法就是违反党纪。对于那些故意违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中共八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专门讲到，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干部。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八大是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论断，即把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坚持这个基本论断，建设就成功，否则就会遭受挫折。

第三个重要探索成果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针对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新情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阐释。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和混乱。在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一些工作部门还不适应新要求，存在着严重的作风问题。群众对此不满，各地不断发生“闹事”风波。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工人罢工请愿、大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农村也发生“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国内外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惕，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社会主义政权将无法巩固。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经补充、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其基本点是：一是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应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是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作“团结一批评一团结”，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围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文章还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全国各地宣讲，进一步丰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毛泽东在南京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在社会上引发了令人振奋的热烈讨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献。它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学说，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发动党内外对党提出批评建议。毛泽东指出，希望通过整风运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段名言，成为党和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政治氛围的一个形象表述。

为了搞好整风运动，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邀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举行了38次座谈会，有几百人发言，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但也有极少数人在座谈会和报刊上趁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公然提出要“轮流坐庄”，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这些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风潮。从5月19日起，北京的高等学校贴出带有尖锐政治性内容的大字报。受其影响，一些城市的大学出现了罢课和游行。毛泽东对此深感不安，开始警觉，态度发生了变化。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政治经验，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

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全国实际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　28万人。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许多人只是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并非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去解决，不应当加以打击。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五”计划的完成和经济建设成就

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部分提前完成。1957年底，“一五”计划绝大部分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5％，大大超过同一时期世界发展中国家4.8％的年均速度。计划的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好的。这5年，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3.6％，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年均15.5％，平均每3天至4天就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建成投产，每3.5年就能够收回投资，相当于当时日本3年、美国4年、苏联5年的水平。

工业方面，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18％，远高于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也高于战后经济起飞的联邦德国和日本。1957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旧中国最高年度的产量相比，钢产量相当于5倍多，原煤产量相当于2倍多，机床产量相当于4倍多。1957年与1949年相比，原油产量相当于12倍，发电量相当于4.5倍。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相当于旧中国从19世纪末兴办近代工业到1949年的总和的2倍。

旧中国的落后产业结构得到初步改变。1957年与完成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3.1％上升到56.7％，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为43.3％，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总产值以农业为主的状况。这一时期建立了旧中国没有或很薄弱的工业制造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1953年，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试轧成功；1954年，南昌制造的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5飞上蓝天；1955年，沈阳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新式机床，哈尔滨生产的中国第一套1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正式运转发电；1956年，沈阳制造的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5试飞成功，长春生产的中国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下线；1957年，中国第一艘中型鱼雷潜艇由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等等。

旧中国工业严重偏于沿海地区的畸形布局得到改善。经过“一五”计划建设，全国工业产值中内地比例由27％提升到32％。在广袤的中西部大地上，出现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包头、洛阳、宝鸡、湘潭、株洲、咸阳等重工业城市，克拉玛依、金昌、平顶山、潞安等一批新兴工矿城市也开始建设。

交通、邮电、农田水利等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得到了显著加强。交通方面，全国新建33条铁路线。宝成线穿凿百座大山，修建了280个隧道和900多座桥梁，改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兰新线已铺轨900多公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擘画的横贯中国东西大铁路的蓝图即将实现；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铁路桥梁——武汉长江大桥，从此南北“天堑变通途”。全国公路运输线总长度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翻越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民航国内航线比1952年也增长了一倍，完成了北京一拉萨的试航。邮电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90％以上的县没有电信设施，25％的县城连邮局也没有。到1957年，全国农村96％的乡通了邮路，70％的乡通了电话，邮路总长度增长了两倍多。农田水利方面，国家对淮河、长江、黄河水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建成了梅山、佛子岭等多个水库，开始了海河水系治理。195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6.8亿亩，其中灌溉面积比1952年扩大了37％，创下了中国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举行

“一五”时期，国家把国民收入积累率控制在年均24.2％的合理范围内，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由于采取了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做到了人人有饭吃。1957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24.5％，而物价指数在同期仅上涨9.5％，大多数人得到了实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

“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此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一五”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